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自1948年9月启动的辽沈战役开始，而其关键战役，锦州之战，则是在同年10月打响。早在1948年5月，国民党军面对着激烈的战局，已经在东北地区大幅减少兵力，从而使得东北野战军在关外的目标仅剩下长春、锦州和沈阳这几座城市。其中，沈阳是卫立煌集团的总部，驻有超过25万的作战部队，且其中包含了实力最为强大的廖耀湘第9兵团，因此对其进行强攻在战局初期并不理智。锦州则由范汉杰统帅，驻兵15万人，地处三座城市的南端，地理条件让我们军从北满地区调动部队向锦州进攻的难度较大。鉴于此，1948年5月和6月间，东北野战军的首要目标转向了长春，这里由郑洞国指挥的10万守军把守着。然而，令人意外的是，我军并未强攻拿下长春，而是以更大的兵力攻陷了驻守15万军队的锦州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范汉杰的部队虽然人数众多，其战斗力却极为薄弱？其实真相并非如此。

1948年，东北野战军在攻打长春与锦州时所投入的兵力、装备质量乃至攻城策略均截然不同，攻打锦州的投入显然远超打长春的力度。就攻城这一方面而言，自1948年以后，如东野的百万大军施展全力，几乎没有东北国民党军能守住的城市。那么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。1948年5月，东北野战军对长春的主要攻击力量包括第一纵队、第六纵队以及两个独立师，虽然其中包括了东北野战军的两只王牌部队，但合计兵力也仅有14万人，相较于守城的国民党军，无法占有绝对优势。此外，国民党军指挥官郑洞国中将，作为抗日名将，其指挥能力卓越，因此东野在持续进攻却效果不佳的情况下，决定不再强攻，而是转为围困，在争取减少伤亡的同时，恢复作战态势。

那么，为何不对锦州采取同样的围困战术呢？事实证明，长春的围困战是成功的，郑洞国指挥的两支正规军，分别是新7军和60军，最终选择了主动投降。这是因为长春的地理条件较为适合运用灵活的战术，而锦州则存在着诸多不利因素。锦州不仅需要强攻，更需要速战速决，付出一切代价以求胜利。至于长春，由于其位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三个据点的中心，增援郑洞国的难度极为艰巨，三座城市本就难以自保，想要进行大规模增援无异于痴人说梦。而锦州则不然，此地是东北的南大门，华北剿匪总计的第17兵团、海路方向以及东北剿匪总计的第9兵团均可前来增援，这使得把锦州围困起来几乎是不现实的，因此我们只能加快攻占速度。

为了迅速攻下锦州，东北野战军几乎全力调动了炮兵部队，将其主力全部集中，其中仅榴弹炮和山野炮就超过500门，连同迫击炮等武器的使用，总数接近1000门。在后来的天津战役之前，这几乎是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所用炮兵的最大规模。除了重武器的保障，我军参加攻城的步兵部队直接超过25万人，远超攻打长春时。再加上用于阻援的部队，论及锦州战役的总兵力，实在超过40万人。因此，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范汉杰部队的弱小，而是东北野战军志在必得的强大。实际上，范汉杰的部队中，很少有官兵选择投降，造成了我方两万余人的攻城伤亡，而指挥官范汉杰中将本人也被俘并监禁至1960年。而相较之下，长春的守军郑洞国则未受到太多折磨，辽沈战役结束后便获得了自由，足见双方所处形势之悬殊与各自战斗力的对比。